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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爆炸事故116名遇难者已全部确认身份

【新华社快讯】记者从天津抢险救援指挥部了解到,116名遇难者已全部确认身份,其中公安消防人员19人、天津港消防人员46人、民警7人,其他人员44人。编辑:

京华时报讯昨天,冬奥申委工程规划技术部规划设施处处长桂琳在吉隆坡就北京申冬奥所用的12个竞赛场馆(出奖牌的场馆)的规划进行介绍。12个场馆中,需要新建的有6个。其中在张家口的跳台滑雪和冬季两项场馆,以及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是在申办前就有建设规划,不论申冬奥的结果如何,这3个场馆都将在未来建设,以满足百姓对冰雪运动的需求。  据桂琳介绍,北京申冬奥规划使用12个竞赛场馆、13个非竞赛场馆。2008年奥运会的标志性场馆鸟巢将作为非竞赛场馆,继续承担2022年冬奥会的开闭幕式工作,而水立方则将在2022年期间变成“冰立方”,承担冰壶项目的比赛。  按照规划,北京市区将承担所有冰上项目的比赛,延庆和张家口承担雪上项目的比赛。其中,北京市区分布5个竞赛场馆,包括水立方、国家体育馆、首都体育馆、五棵松体育馆,以及新建的国家速滑馆。而延庆和张家口的7个竞赛场馆中,有6个为新建场馆。  桂琳说,冬奥申委提出的节俭办奥运、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场馆规划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北京市区的5个竞赛场馆,其中4个是原有场馆的再次利用。而所有新建的场馆,均是在满足冬奥比赛的基础上,首先考虑赛后利用的问题,例如延庆的雪橇、雪车比赛场地,比赛要求它在前段要坡度急、弯度小,便于迅速提速,而在后半段要坡度大、弯度大,雪车平缓减速,因此目前的规划,就在这个赛道进入缓坡处设计开设赛后利用的端口,让百姓安全的体验雪车、雪橇的乐趣。  考虑到对赛事运营有利,冬奥申委在规划设计中,对运动员有很好的保障。交通条件最好的北京,赛区间距反而最长,需要15分钟。  在奥运村规划方面,桂琳也透露,北京冬奥会将在三地分别建设三处奥运村,北京的奥运村目前选址在亚运村附近,因为奥运村距离赛场和高铁站既要近,又不能有干扰,冬奥申委选择了适中距离。    昨天,冬奥申委工程规划技术部规划设施处处长桂琳在吉隆坡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冬奥会场地建设需要拆迁的村民仅有1000余人,入户调查显示,99.5%的村民愿意搬迁。  桂琳说,在申冬奥之前,这里因发展冰雪经济,几个村搬迁计划在申奥之前已经拆迁完毕,仅有两个村坐落于冬奥会场地内,也可以说,是知道他们要搬迁,冬奥申委才选择了这里。搬迁的两个村有1000多人,经过入户调查,99.5%的村民愿意搬迁,因为搬迁实现转工转居,既有安置房,又安置工作岗位,这是安顿拆迁居民的常规做法。  另外,桂琳透露,申奥报告递交后,国际奥委会评价非常好,奥申委仅仅对奥委会不明白的地方进行说明。    国家速滑馆位于森林公园网球中心南侧,能容纳1.2万人,建成后可用于冰球、冰壶、大道速滑项目,是一个综合性场馆,占地面积规划10公顷。  据介绍,根据北京以及华北地区冰上项目发展、老百姓参加冰上运动的需求,国家速滑馆建成后将365天不间断经营。桂琳表示,在经营方面,类似水立方、鸟巢,首先兼有为社会服务功能,同时由企业运营。  “我们对这个馆的信心非常足。北京有很多家长希望孩子参加冰上运动,冰球、冰壶、速滑等,以前都是在野冰上玩,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现在的场地水平已经不能满足需求,要到专业冰面活动。国家速滑馆建成以后,是北京第一个专业冰馆。”    据介绍,国际冰壶的主席到北京后,非常喜欢水立方,曾表示如果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可以将水立方改名叫“冰立方”。冰壶比赛需要非常安静的比赛环境,对湿度、温度、光线都有严格要求。不需要太多观众,4500个座位即可,目前的水立方从17000个座位砍掉了11000个,现在剩下6000个座位,所以刚好适用。  “对于水立方水面变冰面,这个大家都不用担心,APPE会议期间,这里的水面就变成了举办会议的平台。把水放完升台已经是水立方的常态,完全没有问题。”桂琳说。  据介绍,国家体育馆将举行冰球项目的比赛,规划是男子冰球和女子冰球决赛。因为冰球项目是冬季项目中最火的比赛,观众众多,需要坐席数量多、功能保障能力强的场馆。而国家体育馆看似外形低调,但是功能非常强大,后台服务设施、地下停车设施、坐席数非常适用。  此外,首都体育馆是冬运中心大本营,本身就是有造冰设施,很多奥运冠军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而五棵松体育中心当时建设的时候,就是按照冰球和篮球同时使用的标准,虽然这里没有举办过冰球比赛,但是举办过冰上雅姿。    据介绍,选择延庆缘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京津冀发展战略,依靠大型赛事推动这个战略的实施。另外就是,高山滑雪项目需要高山,且落差要达到800米,又在高铁沿线,经过各方面挑选,延庆小海坨地区更有利,山上有小气候,天气冷一些、湿度低一些。  另外,延庆还承担雪车、雪橇项目。这些项目很具观赏性,对场地要求不复杂。按奥运会比赛要求,赛道长达1.4公里,速度非常快,要求起点坡度大、弯度急,快结束时和缓。桂琳介绍,在赛道和缓处可以开赛后利用的端口,让百姓体会这项运动。  桂琳表示,高山滑雪要求800米落差、3000米坡道、2分钟到达山底,一般人是不能参与的。所以,我们在满足专业比赛的场地外,在周边的山谷用最缓的坡道,建设亲子乐园区,两者之间的地段在奥运会期间还将用做临时滑雪学校。    按照索契冬奥会金牌分布,有50枚金牌将在张家口赛区决出,占据所有金牌的半壁江山,包括单板、自由式、冬季两项、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的比赛。尽管项目较多,但事实上都集中在两处场馆。这两处场馆与奥运村非常近,运动员三五分钟就能到赛场。  一个就是云顶滑雪场,作为单板、自由式场地。“这里是上苍安排好的场地,国际雪联的专家考察时说,这里不需要动,一旦申办成功,我们来指导你们改。现在的坡度、长度都特别符合对场地的需要。”桂琳说,现在造雪设施、索道、雪水回收、蓄水池都建好了,奥运会期间适当改造就可以使用,观众席租赁临时设施。  另外,冬季两项和跳台滑雪、越野滑雪三个项目其实也在一处比赛,只是用绳索区分成了三个赛区。桂琳介绍说,跳台滑雪需要陡的山体,且背风;越野滑雪又需要非常长的山谷,恰好在旁边;冬季两项需要很长峡谷,靶场安全性非常高。恰好,这三个山体左中右挨在一起,运动员步行就可以穿梭于两个比赛之间。赛事管理的官员、转播、安保都非常集约和方便。  京华时报特派吉隆坡记者 翟烜(原标题:

抗战精神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体现的是对民族的认同、对国家的责任  问: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一名新四军老战士,回顾那段艰难岁月,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曹鹏:我的家乡在江苏江阴,被称为“忠义之邦”。我家是个书香门第,妈妈是个才女,精通四书五经,但是由于日本人的侵略,家里房子被烧毁,我们被迫逃难。十几岁的时候我在江阴上学,江阴的城门都是由日本人拿着刺刀把守,所有的老百姓进出都要耻辱地给他们脱帽、鞠躬。我是孩子,但是我很倔强。有一次进城门没鞠躬,日本兵上来就是一个巴掌,还骂我,一定要逼着我鞠躬。实际上,从小我们的心里就种下了一颗愤怒的、反抗的种子。  那时,江阴的地下工作非常强。进了中学以后,我们就在学校里组织读书会,弄墙报,唱抗日歌曲。当时搞奴化教育,要我们学日语,我们坚决抵制。日语会考时,我们几个地下工作同志把全班五十几个人都组织起来,秘密地通知大家交白卷。考卷发下来,严肃的课堂一片寂静,一点声都没有,大家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然后我们几个人一下子跳了起来,紧接着整个教室跟风暴一样,一张一张白卷放在讲台上。这是江阴人!是中国人的骄傲!表达了我们抗日的一种意愿。日本人带着刺刀进来查,我们仍然不动,你打也好,怎么也好,我们都不知道。当时我是带头人,我们几个核心人物,地下工作一直参加,而且我已经秘密到解放区接受教育。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所以我很感激我们这个集体,我们的同胞。在这种时候团结一心,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日本人查不出来,最后不了了之。  还有一次,日本人在学校礼堂放伪电影,爱国的同学就在隔壁唱“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干扰放电影。敌人端着刺刀冲进来。我不怕,总要有人顶,我一个人顶,然后我被带到警察局,几百个学生冲到警察局保护我,后来是校长把我领回去了。  我父亲早年参加了抗日联军,当时我才一岁多。他先是到东北,后来转移到苏联,以后又由苏联派了军队保护着送到了新疆,因新疆当年在军阀盛世才的统治下,所以他不得不隐姓埋名,不敢和家里联系,一直等到解放后,1951年才回到江阴。所以当时家里就只有母亲,她也知道我一直秘密参与地下活动,她问我:“你知道岳飞背上刺了什么字?”我说知道,“精忠报国”。她含情而坚定地说:“你走吧!渡江报国。”她很支持我参加革命。  后来我参加了新四军,在新四军江南办事处一个政工队做宣传工作。当时政工队队长叫林路,他秘密带着我们到了解放区。后来我们北撤,我在音乐上比较好,林路同志给我写了一个条子:“曹鹏同志很有音乐天赋,希各级领导注意培养。”这纸证明,庇护着我一路前行。所以我深深地感到,我能有今天的成就,要感谢党对我一直以来的培养。  之后我进了华中建设大学,由于北撤,又转入山东大学文艺系。在山东大学文艺系我有幸遇见大音乐家章玫同志,他是我们音乐系的主任,也是我们的团长。他有一匹马,但是从来不骑,除了放背包以外,还放了一架手摇留声机,是他从敌占区带去的,还有唱片。哪怕在行军最艰苦的时候,他都会在休息时把手摇留声机拿下来摇,让我们听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我现在还记得,他跟我们讲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其中第四乐章是“暴风雨”,他说这个“暴风雨”就是我们现在的革命,我们就是反抗,就是斗争,因为贝多芬的精神就是从斗争走向胜利,从黑暗走向光明。从那个时候起我的音乐生涯就跟革命联系在一起,就跟斗争联系在一起,就跟暴风雨联系在一起,就跟全国的解放、必胜的信心联系在一起。抗日战争就是从斗争走向胜利,从苦难走向胜利。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抗战精神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体现的是对民族的认同、对国家的责任,今天仍然要大力弘扬,因为它是激发亿万华夏儿女奋进的力量,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源泉。  问:纪律严明是人民军队的制胜法宝,请您谈谈抗战中有关纪律的故事。  曹鹏:我们那个时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烂熟于心,践之于行的。有一次,我们住在山东临沂的一个地方,满院的栗子,地上全是新鲜的栗子。老乡说你们随便拿着吃,我们没有一个人吃。还有一次到枣庄,那儿的枣树每天掉得满地都是,老百姓也没时间采,说你们可以随便吃,我们也是没有一个人吃。  我们有一个同志,老乡请他到家里做客,给他吃了几颗枣子,晚上开班务会他做检讨,他说自己很对不起,老乡一定要让他吃,他就吃了两颗枣子。纪律是很严明的。  还有一次我们文工团到了山东的一个无人区,要在那里住一个晚上。房子里空空的,都被日军抢光了。晚上睡觉地上是湿的,都是泥地。我们把一家一家的门板卸下来睡在那里。文工团一共两支枪,我晚上就是带着三个手榴弹巡逻,保护同志们。第二天一早就要行军,我们一家一家把门板归还,给它上好。那个年代就是这样。  还有一次遇到危险,敌人还有二十几里地就要把我们包围了。由于要紧急撤退,9个病号的背包留了下来。领导跟我说:“曹鹏,你只能把9个病号的背包想办法让老百姓帮忙带走。”那个时候老百姓都肯帮忙,我要借什么都行,但是那一天不行,老百姓说:“我们也要逃,也要撤。”以前9个背包放在毛驴上,他就牵着送我们,送到了以后再回来,但这一次不行了。他说:“同志,我们也要逃,我这个毛驴是我的命根子。”实在是两难,我又不能丢下9个背包,这是同志们睡觉要用的,但还是要照顾老百姓的利益。我们无时无刻,一分一秒都是为老百姓,我们的军民关系就是这样。离开了老百姓不能打胜仗,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是靠老百姓。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前方的部队派了4个同志回来,把9个背包都拿走了。我们在解放区处处碰到的,看到的,是日本人的强暴,是国民党的腐败。而新四军,首先讲军民团结,我们从自身做起。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些看似都是“小节”,但却体现了我们党光荣传统的“大节”。  今天我们再唱《黄河大合唱》,为的是更加振奋精神,不忘国耻,心存危机,为的是更加坚定信念,忠诚爱国  问:您数次指挥《黄河大合唱》,最多曾指挥3万人同唱,请您谈一谈这首歌曲对我们今天的时代意义。  曹鹏:我渡过三次黄河,那时候过黄河是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是带着一种战斗的心情,就像冼星海先生的《黄河大合唱》中描述的那样。  我们有一次渡黄河渡错了,以为敌人是从那边过来,结果我们向着敌人过了黄河。那时候军民关系非常好,老百姓说敌人还有二十几里地就要到黄河了,你们赶紧回去。我记得那时候倾盆大雨,我们都背着背包,刚过了黄河。老百姓非常好,说你们快上船,再返回去。黄河中间有一段非常危险,稍不小心就容易翻船。一到这个危险的地方,船老大就喊,船工也喊,喊得很整齐,很好听。当然那个时候已经忘记好听了,只记得这种精神可敬可佩。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那个场景就是一幅文艺的画面。我是完全投入到这样的画面里,投入到我们的母亲河。这样一种激流险滩,我们要冲过去,为了迎敌,为了全国的解放,我们要冲过去。  我一生指挥过很多次《黄河》。《黄河》在抗战时期是一部激励抗日军民的精神力作,也是个号角。《黄河大合唱》是乐坛的瑰宝,我称之为中国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我是全身心地在指挥《黄河》。2009年,为庆祝交响大合唱《黄河》诞生70周年纪念,由上海文广局主办,由我担任总指挥,有九省一市十地联动,有二百余支合唱团,约二万余名中外人士,参加了此次演出,创造了中国合唱史上的空前创举。  “怒吼吧!黄河!”真是怒吼吧!黄河!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小就做过亡国奴。我经常是一边指挥《黄河》,一边内心汹涌着掉着眼泪。《黄河》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尊严。《黄河》不是喊口号,它唱的是张老三、王老七,唱的是普通老百姓。  今天我们再唱《黄河大合唱》,为的是更加振奋精神,不忘国耻,心存危机,为的是更加坚定信念,忠诚爱国,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需要我们去拼搏、去奋斗。  我将永不忘却当年党旗下的誓言,抱着对党的热爱和信仰一辈子坚定地跟党走  问:您今年已经90岁高龄了,依然奋战在普及交响乐的第一线,请您谈谈个人成长与国家需要的关系。  曹鹏:我的一生都是靠组织培养,所以我永远记着党,感激着党。当年林路同志的一纸条文我永远都记住,这个纸条不是代表他个人,它是代表了组织。  我能够到苏联去学习,也是党给我的又一次深造的机会。留学期间,我看到国外没有一场中国作品的音乐会时,爱国之心让我向老师透露了一个愿望:我有责任向外国朋友们介绍中国的作品。老师就安排我指挥全苏广播交响乐团,举办了我国历史上首次在海外演出的“中国交响音乐作品”专场,首次将国内创作不久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中国优秀作品介绍到海外。从那以后,我去很多国家演出时,都会在音乐会中安排中国作品,并和我国作曲家一起精心改编民乐和交响乐结合的乐曲,以期让世界更了解我们。  我积极响应党的关于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号召,几十年来,尽心竭力地做着普及交响乐的工作。为此,我去过工厂、农村、军营、学校、社区,希望更多的人来共同推进提升社会道德工程。我将党和人民的培养化为音乐情感的演绎,在普及演出中认真对待每一首作品,把自己的情感融入作品并传递给观众。我用热情和真诚将乐曲讲解给听众们,通过舞台与广大听众交流,让音乐进入听众的心灵深处,给听众真善美的感受,从而接受音乐的熏陶。  今年我已经90岁了,我愿在有生之年继续为普及音乐艺术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尽心尽力。我最大的愿望是让更多的人领略到交响乐的美与乐趣。“只要曹鹏活着,你们尽管用。”我将永不忘却当年党旗下的誓言,抱着对党的热爱和信仰一辈子坚定地跟党走,固守音乐阵地,甘当播种人,鞠躬尽瘁,永不停顿!  一个民族,如果不提高艺术素养,那就没有未来  问:在您的身体力行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交响乐,您曾表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音乐素质是我真正的追求”,您认为音乐在社会道德重建、提升的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曹鹏:一个民族,如果不提高艺术素养,那就没有未来。艺术人文精神和素养是国家和民族最鲜活和富有创造力的坐标,是经济社会发展最为生动、美好的一面镜子。艺术教育不仅陶冶人们的心灵,同时关照人生的发展,对于青少年的人格塑造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  文化是一棵大树,根深叶茂才能挺立于世,当前社会上的诸多弊病,追其根,均在于缺少文化和道德修养。而要弥补这个缺陷,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这就像一条大河,沙子要掺进去不容易,但能推动一点是一点,能影响一点是一点。我为什么要普及交响乐?我觉得交响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体现。因此我一直在借音乐呼吁社会道德的重建、提升,我认为人们的音乐素质高了,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有人问我一周工作几天?我说8天。有时我一天演出2场,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到了培育交响乐未来的希望上,能影响年轻人爱上交响乐,在我看来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有音乐的人生,不迷惘。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音乐素质是我真正的追求。  近几年,我受上海市人事局邀请,为上海市许多公务员作普及交响乐讲座演出。目前市里已有四分之三的公务员听过我的讲座。原定每年一次,后来因太受欢迎,而一再加演。我作为一名老党员,在台上不但讲音乐,也讲公仆之道,通过传播音乐的美、人格的美,普及交响乐,要求干部们要忠诚于国家、党和人民。如同《乐记》所说,音乐可以善民心,可以移风易俗,“知乐则几乎礼矣”。这样整个国家的文化素质才会提高。  我常常跟公务员同志们说老子的那句话“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做干部的人,不要因为官做大了,地位高了,就忘乎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是为了人民。贝多芬在第五交响曲《命运》中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从斗争走向胜利的,胜利的果实来之不易,我们要保护它。  2008年,我第一次听说自闭症,第一次听说音乐可以帮助患病儿童,所以就创立“天使知音沙龙”,用志愿服务的方式,帮助自闭症患儿感受音乐。现在有的自闭症孩子已经能上台参加我们交响乐的演出了,这些孩子最初肢体都不让人碰,现在看着我叫曹爷爷,而且还拥抱我。自闭症孩子拥抱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最大的安慰,我最大的享受。  贺绿汀先生对我说过:“提高民众艺术素质是一项艰巨而宏伟的工程,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我受党的教育几十年,国家需要的,人民喜欢的,我有责任尽力做到。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一起努力。  问:您如何看待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  曹鹏:我是1946年7月入党的,至今已近七十年了。作为一名老党员,对中央的反腐败工作,我是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拥护,我接触到的人没有不拥护的。  最近发布了百人红色通缉令,加大全球追缉腐败分子的力度,看到中央这样一步一步紧逼,我们真是由衷地高兴。我前年带着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到美国举行义演,到了洛杉矶,一个美国朋友告诉我,这个地方最贵的房子是中国人用现金买下来的,但是门一直关着,我们都不知道里面住了什么人,我顿时脸都红了,非常难为情。  不坚持反腐败,我们这些老革命真的不放心。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那份报纸我已经珍藏起来了,这是非常珍贵的文件。作为一个老党员,我非常高兴党中央反腐败能有这么坚决的态度和决心。我们就是要把那些少数的腐败分子从我们的党员队伍中清除出去,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党更加健康地成长。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还有个建议,就是文艺舞台要多出反腐败的作品。我们要好好地去创作,走到群众里去,深切地领会党的政策,把创作搞出来,让文艺舞台好好地配合反腐败工作。文艺是一个有力的武器,老百姓喜欢看,喜欢看就是一种力量,就是反腐败的力量,就是一种宣传,就是一种正义。  作风建设要一直抓下去,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永远没有休止符  问:当前,全党上下正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正“四风”,让您感受最深的有哪些方面?  曹鹏:有人问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死亡意味着什么?爱因斯坦并没有讲“死亡是我不能再研究相对论了”,他说:“死亡对我来说意味着不能再听莫扎特了。”  我之前看过一则新闻,说广东省惠州市原公安局局长洪永林,因受贿罪被二审判处死刑时还念念不忘如何享受,他后悔,“我什么东西都吃过了,可惜有种洋酒还没有喝过,今后也喝不到了。”像这种享乐主义真的是不抓不行啊,当前,中央强调加强作风建设,狠刹“四风”,这样的教育能醍醐灌顶,使每一个为官者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不要滑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们的中央八项规定,我看了以后觉得句句都是我们老百姓心里想讲的话,句句都是非常必要而且及时的。我最希望的就是,作风建设要一直抓下去,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永远没有休止符。  问:请谈谈您心中的“中国梦”。  曹鹏:国家兴旺就是我的中国梦,这是我刚参加革命时的梦想,一直未变。而要实现这个梦想,我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点事情,希望社会多一点文化的积累、文化的滋养。具体说来,我的心中还有两个梦。一个是“文教结合”之梦。教育界、文艺界“本是同根生”,皆属德、礼之根。我这一辈子能脚踏“文、教”两只船,荡起青春双桨,掌起公益大舵,畅游五线,遨游四海,幸哉!另一个是“文化普及”之梦。我痛心有些团队,为生计减少排练,降低艺术水平,以应付“商业”演出。艺术商品化,音符金钱化,以致舞台上难有艺术精品,难有深度作品保留,更别谈“寓教于乐”了。建设美丽中国梦更要由美丽文化、高尚素质来缔造。  问:请您谈谈家风,您认为在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曹鹏:学会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太重要了,现在的孩子最需要懂得的就是感恩。我这一生,是知恩难报,所以我对这两字格外有感触。  1952年,母亲去世时,我正在录制电影音乐,竟没回去奔丧。1975年,父亲去世,我刚带交响乐团出国一个月……  抗战前夕,江阴要举行禁烟音乐比赛。我每天放学后留下来跟钱老师学五线谱、乐理,老师弹风琴,教我吹长笛。结果,我得了全县第一名。高中时我在南菁中学读书,有幸遇到江南名师胡森林。胡老师精通作曲、唱歌、钢琴、小提琴、二胡,还是一位抗日进步人士。胡老师指导我钢琴入门,提高我的乐理知识,为我打下了良好的音乐基础。因此,我要感谢我家乡的两位音乐老师,是他们为我开启了神圣的音乐之门。  1955年,我到世界上最优秀的音乐学院之一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我的老师是指挥系主任列·金兹布尔克教授。现在我每到莫斯科,第一件事就是跑回母校,找到当年的指挥教室,向恩师的遗像鞠躬致敬。莫斯科音乐学院是我人生和艺术上的重大转折点,我忘不了自己的恩师。我们这代人自幼懂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恩重于山。  还有刚才提到的林路同志,他的一纸证明,引导着我的一生走上了音乐之路。我要感恩林路同志,更要感恩党的培养,感恩党和政府给予我的勉励和鞭策,感恩党和政府给予我的各种荣誉和褒奖。是党教育了我,培养了我,是党给了我一切。  父母的养育之恩,老师的教育之恩,党的培养之恩,要感恩的人和事太多了。有一颗感恩的心很重要,所有的人都要有感恩的心。  1960年曹鹏在莫斯科排练《中国作品音乐会》  问:请您给广大党员干部题写一段寄语。  曹鹏:行善播爱,立德于世。  曹鹏寄语  (采访整理:景延安 徐梦龙)  曹鹏,1925年出生于江苏江阴,国家一级指挥。1945年参加新四军,后任部队文工团指挥。解放后任电影乐团指挥。1955年赴莫斯科音乐学院留学,回国后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离休后,义务从事交响乐普及工作。2005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非职业交响乐团——上海城市交响乐团。  青少时期,他投笔从戎,秘密参加新四军;解放后,他留学苏联潜心学习,音乐报国;离休后,他义务普及交响乐。“只要曹鹏活着,你们尽管用。”他就是90岁的新四军老战士、著名音乐指挥家曹鹏。  已过鲐背之年的曹鹏至今仍活跃在音乐舞台上。在接受我们采访期间仍在紧张地排练一场演出。“一站到舞台上,我就热血沸腾、青春焕发,就有无穷的力量”,曹鹏对我们说。  “爸爸对这次采访特别重视,昨天在医院里还在精心准备”,曹鹏的女儿曹小夏说。“无论选择做什么,一定要认真”,这是曹鹏教育子女时经常提到的,也是他自己一直在践行的原则。  回忆起90年来种种往事,老人言语间满是激情澎湃。  中学毕业后,曹鹏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游击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我们文工团一共两支枪,我每次就是带着三个手榴弹,白天行军,晚上巡逻”。这正是曹鹏硬汉精神和铁骨柔情的写照。  一纸证明,走上音乐指挥之路。由于在音乐上比较突出,曹鹏的政工队队长林路给他写了一张证明:“曹鹏同志很有音乐天赋,希各级领导注意培养。”这纸证明,庇护着他一路畅行。“当年林路同志的一纸条文我永远都记住,这个纸条不是代表他个人,它是代表了组织。我的一生都是靠组织培养,所以我永远记着党,感激着党。”  一根指挥棒,把听众带入音乐艺术之门。有人评价,曹鹏手中的指挥棒,可能是全中国最“大材小用”的一根指挥棒。这根指挥棒指挥过著名的莫斯科交响乐团、葡萄牙里斯本大都会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同时,也指挥过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团体——大学的、中学的、小学的、业余的,甚至幼儿园的交响乐团队。曹鹏长期致力于音乐普及工作,他用热情和真诚与听众对话,用交响乐曲与人交流。他把普通观众带入了交响乐天地。曹鹏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让更多的人喜欢交响乐。”  采访中,谈及反腐败,身为新四军老战士的曹鹏显得很振奋:“对于反腐败,我是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拥护。不坚持反腐败,我们这些老革命真的不放心。”谈及自己的中国梦,他更是直言:“国家兴旺就是我的中国梦,这是我刚参加革命时的梦想,一直未变。”  几十年来,曹鹏以提高中华民族音乐素质为追求,以用音乐建设美好中国为己任,倾力耕耘,默默奉献。“莫道吾今九十寿,俯首甘为交响牛”。  交响乐,是人类精神与情感高度融合的艺术,而曹鹏用音乐谱写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激励人心、诲人不倦的交响!

《中国青年报》(2015年09月08日06版)  本报讯(何易泽 杨玺 张华 记者张文凌)日前,记者从云南省深化爱民固边战略暨创建平安边境总结推进会上了解到,10年来,云南公安边防部队共破获毒品案件26212起,打掉贩毒团伙158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418人,缴获各类毒品39.2吨。  据了解,近年来,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执法安全合作,推动湄公河四国联合巡逻执法进入常态化。德宏、红河、文山等州市在重点边防派出所建成了集信息采集、情报研判、指挥调度为一体的实战型勤务指挥室,临沧市沧源县探索推行了“流动车轮”警务模式,构建防范更加严密、主动性更强的防控网络,边防辖区刑事案件发案率下降8.8%。  10年来,该公安边防部队查破非法出入境案件5万余起,遣返“三非”人员10万余人;破获涉枪案件1039起,缴获各类枪支7596支;查获走私案件3380起,抓获涉案人员5082人,案值8亿余元。  据介绍,自2005年以来,云南省公安边防积极创新走访服务群众方式,全省累计走访群众516.8万户次、1982.06万人次。同时大力关爱帮扶困难群众,全省搭建关爱平台245个,帮扶困难儿童20174人、孤寡老人10333人、残疾人9497人。

昨晚,郑州电视台等郑州官方媒体发布了一条消息:11日郑州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这则常规报道引发了广泛关注,因为主持会议的是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此前吴天君已经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59天。  吴天君上一次公开露面是6月13日,也是在郑州市的治理大气污染会议上。此后,吴天君久未露面,直到8月11日,也就是昨天,出现在郑州市委常委会议上。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查询公开报道显示,从6月13日到8月11日这59天里,郑州市委于7月1日下午、7月17日上午,都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郑州晚报、郑州市政府官网报道会议消息,列出了出席这两次会议的郑州市领导名单,其中都没有吴天君。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说,官员由于身体欠佳等原因请假,或者参加中央党校等机构的短期培训,以及接受组织调查等,都会出现较长时间未公开露面的情况。  竹立家表示,不论是请假还是参加培训,这些信息由组织部门等职能机构掌握,不会对外披露。媒体以及关心时政的人士往往从重要会议、重要活动的出席人员名单中,发现某位官员长时间未公开露面的线索。由于信息不对称,如果某位官员接连缺席重要会议、重要活动,坊间就往往传出这位官员出事的传闻。    竹立家强调,有时坊间传言的官员出事的消息,有的其后也会被官方证实。“因为,官员较长时间未公开露面,除了身体原因、请假、参加培训这些正常原因,也有的是正在接受调查”。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山东枣庄市委原书记陈伟,就是在“消失”一个多月后先被免职,随后被调查。  去年12月30日,陈伟主持了枣庄市委常委会,之后就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坊间传闻陈伟牵扯到了谷丽萍案,已被带走调查。今年2月8日,枣庄官方确认陈伟已被免去枣庄市委书记职务。今年2月28日,山东省纪委通报:陈伟涉嫌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去年11月26日,太原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志江参加太原市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后,消失了近十天。坊间也传出李志江失踪、被双规等传闻。去年12月10日晚,太原市纪委通报,李志江因违反八项规定、失职等原因被撤职。  因女官员陪酒致死被免职的湖南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向曙光,官方今年6月26日正式宣布免去其职务前,他也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近20天。  还有“吸毒市长”湖南岳阳临湘市市长龚卫国。今年4月,龚卫国也因“消失”了近20天,引发多种猜测。新京报记者当时曾向岳阳官方求证,岳阳市委宣传部回复称龚卫国因为身体不适,请假到广州住院检查。  8月10日,湖南省纪委三湘风纪网发布消息:湖南省委巡视第八组在岳阳市巡视获知,龚卫国经常出入娱乐场所、生活作风不够检点、涉嫌吸食毒品。4月22日晚,巡视组工作人员连夜赶回长沙,立即向省委领导报告,迅速进入纪律审查程序。次日,龚卫国被调查。    十八大后,大力度治理“裸官”,官员外逃数量大幅减少。但在十八大之前,不少官员“消失”一段时间后,官方证实,涉事官员已携款外逃。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云南原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是外逃级别最高的官员,从2002年9月外逃至今,其下落一直是迷。  有媒体报道称:高严外逃一开始并不为人所知。直到2002年10月,外界传出高严已失踪一个多月的消息。2004年2月,云南省纪委的一份报告提到该部门“协助中纪委查处原国电总经理高严”,这是官方首次披露高严违纪违法的消息;2005年,一篇新华社的报道才最终确认高严已外逃。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梳理发现,河南省安阳市原市委副书记李卫民、辽宁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王国强、广州花都区原政协主席王雁威等多名外逃官员,都是在媒体报道其“失踪”多日后,官方证实已经外逃。  2010年5月19日,李卫民在北京参加完海南省原常务副省长方晓宇的遗体告别仪式后,乘车返回安阳,途中,他跟司机在石家庄的一家宾馆休息了一晚。次日一早,司机在宾馆里怎么都找不到他。李卫民自此失联。3个月后,安阳官方发布消息,李卫民涉嫌职务犯罪出逃,已被开除党籍、公职,检察机关也已依法对其立案侦查。    令政策妹夫、运城市副市长王健康此前两次长时间未公开露面也引发媒体关注。  去年6月至7月、今年7月,他两度长时间未公开露面,正当坊间关于他出事的传闻甚嚣尘上时,他又再次现身,出现在运城市的重要会议上。  去年6月至7月,王健康“消失”了54天。  当时,山西官场正深陷“塌方式腐败”漩涡。有媒体报道,令政策被调查一周后,王健康也被带走调查。“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查询显示,中纪委于去年6月19日宣布令政策被调查,王健康去年6月25日公开亮相后,再未露面。直到去年8月18日,王健康出现在运城市长办公会上。对于王健康这54天的行踪,运城官方当时的解释是“他请假了”。  今年7月9日到7月29日,王健康又“消失”了20天。  7月9日,运城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清宪与山西省检验检疫局局长于洋座谈,王健康参加。7月13日,有知情人士向“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透露,王健康已被纪委调查。翌日,有媒体报道称,王健康已被山西省纪委带离运城。  不过,7月29日,运城市政府党组举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学习研讨会,20天没公开露面的王健康,出现在了这次会议上。  据“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了解,7月29日至今,王健康参加了多个公务活动。8月10日,他还陪同运城新任市委书记王宇燕,在运城经济开发区和空港经济开发区调研。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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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1-05 15: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