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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高院院长:还未收到陈满赔偿申请 _利发国际娱乐场

今天上午在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工作报告中,都提到了陈满案。今天下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治良接受采访时表示,截止目前还没未收到陈满递交的赔偿申请,对于陈满的案子,他表示“非常痛心”,并要吸取教训,对于是否启动问责机制,董治良表示需要按照程序来。文/记者 李洪鹏    1992年12月25日,海南海口市发生一起杀人焚尸案。12月27日,陈满以犯罪嫌疑人身份被限制人身自由。12月28日,陈满被收容审查。  1993年9月25日,陈满被逮捕。  1994年11月9日,海口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放火罪数罪并罚判处陈满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因嫌判轻了,海口市检察院提起抗诉。  1999年4月15日,海南高院刑事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陈满坚称蒙冤,此后与其家人不断申诉。  2001年11月8日,海南高院经复查驳回陈家的申诉。  2013年4月9日,海南检察院审查后认为陈满案不符合立案复查条件。  2015年2月10日,最高检以海南高院对陈满案的裁定“认定事实错误,导致使用法律错误”为由,向最高法提出抗诉。4月24日,最高法指令浙江高院再审。12月29日,浙江高院在海口市琼山法院开庭审理。  2016年2月1日,浙江高院再次在海南美兰监狱开庭,宣判陈满无罪,当庭释放。责任编辑:

原标题:寻找失去的孩子  4月12日,被拐21年后,26岁的阿松在深圳市公安局刑侦局(以下简称深圳C ID )见到亲生父母。  阿松的父母放声大哭,他们带着发黄但保存完好的照片,从未忘记这个儿子。阿松看上去则要平静得多。血缘长存,但感情陌生。这才是真正的最熟悉的陌生人。阿松说,需要时间来适应。  2015年,深圳C ID成功帮助27个被拐家庭团聚,这一数据创下新高,从全国来看也占到7%。与此同时新发的儿童拐卖案仅5宗,创下深圳新低,且所有案件均告侦破。  在这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  “抢”回孩子  电影《亲爱的》中的田文军原型彭高峰终与儿子团聚  深圳C ID三大队副大队长温妙洋,从警已25年,干的都是刑警。虽然参与办过的大案要案不少,比如发生于1993年到1994年间的深圳19宗人车失踪案,举国震惊,温妙洋就曾参与过对穷凶极恶嫌疑人的追捕。  但是温妙洋频频出镜,被不少人熟知,却是近两年的事。“从去年开始,到央视录节目就录了四次。”温妙洋说的是去参加央视《等着我》的录制,这是一档知名的寻亲节目,温妙洋代表深圳警方为这一节目提供协助,帮助被拐家庭团聚。  温妙洋是在2011年1月通过岗位交流,开始负责反拐工作。刚上任新岗位,温妙洋就遇到一件大事,彭高峰找到孩子了。  彭高峰是电影《亲爱的》田文军原型,由黄渤扮演。他4岁的儿子于2008年3月25日被人在深圳公明一商场门口拐走,彭高峰开始了长时间的寻找,他开了一个寻子店悬赏20万,还曾在微博上写寻子经历。彭高峰失子的伤痛被广泛传播,代表着最为典型的寻子家庭。  到2011年初,彭高峰接到一个来电,江苏邳州有人反映,在村内见到一个孩子疑似彭高峰儿子。  温妙洋告诉南都记者,彭高峰在网络上悬赏寻子之后,曾接到过各地大量的来电,提供了很多线索,其中既有热心人,也有一些不法分子试图骗取钱财,一些人甚至使用PS过的照片骗取彭高峰的信任。  “那一次线索不同寻常。”温妙洋说,举报人提供了在村子内拍摄的孩子照片,彭高峰马上确认这正是被拐将近三年的孩子。  在电影中,黄渤是和其他寻子家长一起赶到涉事村庄去抢孩子,并被当地上百的村民追赶。但在实际中,去“抢”孩子的并不是彭高峰,而是民警。  温妙洋回忆说,彭高峰获得线索后马上就与深圳警方取得联系,他们也当机立断立即赶赴江苏邳州解救孩子。  除了深圳警方,公安部也密切关注这一次解救。温妙洋记得那还是2011年大年初四,他和同事一同赶赴江苏邳州。  天下着雪,村庄位置偏僻,在大雪的覆盖下更显寂静,沉浸在过年的慵懒气氛中。为避免解救行动遭到村民阻碍,民警秘密开展摸排蹲守,确认孩子信息。  经过连续两三天的摸排蹲守,2月8日,民警发现一个机会,彭高峰的儿子与一些小伙伴在村里玩。民警分为两拨,一拨将彭高峰的儿子秘密带走,另一拨人则寻找彭高峰儿子的养母将其控制。  被拐接近三年,彭高峰终于与儿子团聚,被媒体广泛报道。这是温妙洋参与的第一个打拐案。他发现媒体的惊人力量,如果没有广泛的宣传,举报人就无法判断村庄里的孩子有被拐嫌疑。  “以往儿童被拐案发生后,往往被认为影响老百姓的安全感,不希望媒体报道。”温妙洋认为,近年来这样的观念已转变过来,公安部门越来越注意反拐宣传。  2015年,深圳C ID帮助27个被拐家庭团聚,这一数据创下深圳C ID新高,从全国来看也占到7%。而今年截至本周,深圳C ID又已成功帮助9个被拐家庭团聚。这些数据中,与反拐的广泛宣传是分不开的。  打拐DNA库  只要怀疑自己是被拐人员,都可到深圳CID采集血样  以2015年找到家庭的27个被拐孩子为例,他们中间只有4人是在深圳被拐的,其他23人都是在外地被拐,但是在深圳找回父母,他们有的是成年之后在深圳打工,有一部分则是专程从外地来深圳采集血样,通过深圳警方将D N A信息上传到公安部的打拐D N A库,实现信息比对。  去年1月,温妙洋去央视录制《等着我》节目,当期节目中深圳警方通过采集血样提取D N A信息,成功帮助一个家庭找到被拐的孩子。  节目录制现场,这名孩子在被拐家庭里的堂弟也在,他也知道自己也是被拐的,节目录制后,他就径直找到温妙洋希望采集血样提取D N A,温妙洋一口答应。于是这名长年在福建工作的安徽小伙子,最终通过深圳警方的帮助成功找到父母。  刚刚通过深圳警方找到父母的阿松,同样也不是在深圳工作,之所以专程来深圳采血,同样也是听闻深圳警方很负责任,效率高。  20 0 9年以来,公安部启动打拐D N A库,一方面主动采集可疑人员的D N A信息(包括上户不及时有被拐嫌疑的),另一方面也通知被拐家庭的父母到公安部门采集D N A信息,呼吁怀疑自己是被拐的孩子到公安机关采集D N A信息。  温妙洋告诉南都记者,从技术上来讲,只要父母与孩子还在相互寻找,到公安部门采集D N A信息,就可以通过信息比对,为他们找回彼此。  但是宝贝回家志愿者云谷告诉南都记者,虽然公安部有明文规定,各地公安机关对于主动上门要求采集血样的疑似被拐卖人员,均要予以采血提取DN A录入到全国打拐DN A库,但是实际运作过程中,部分区域还是没有积极落实。  云谷是深圳劳动系统的一名公务员,目前是退休返聘状态。宝贝回家网站,是一支重要的民间反拐力量,与公安部有直接联系。云谷目前主要负责与广东、福建两地警方对接,协调相关的寻亲事宜。  云谷提到一个极端案例,在外地,一个疑似被拐人员向志愿者求助想找亲生父母,不过他是瞒着养父母寻亲,怕去公安部门采血会被养父母知道。志愿者给他做了很多工作,说通他去当地派出所采血。但他到派出所提出采血要求之后,值班人员竟要求他先把养父母带来做过D N A检测,以证明他不是养父母亲生的。  这毫无疑问制造了采血的障碍,吓跑疑似被拐人员。云谷告诉南都记者,经过相关部门反映调查,才知道这名值班人员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除此之外,部分区域还出现过采集血样后,迟迟没有提取DN A,没有及时将信息入库。  但深圳从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云谷与温妙洋有着直接联系。她对温妙洋评价很高,认为他很热情、负责任,深圳警方也保持着高效率的采血入库。  “有的地方有的人会比较难沟通,甚至认为我们是在给他们找事。”云谷说,作为协调人员,云谷会加强与一些工作不那么积极区域的人员协调,但有时候她也会选择“用脚投票”,安排外地人员到深圳采集血样。  深圳警方对于外地人员来采集血样持欢迎态度,温妙洋每次在面向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都会强调这一点,只要怀疑自己是被拐人员,都可到深圳CID采集血样。  这与深圳对反拐的财政支持有关系。温妙洋介绍说,除了深圳CID有实验室可以采集血样提取DNA并上传到公安部打拐D N A库外,龙岗与宝安警方也有实验室可以从血样中提取DNA信息,这大大提高了效率。  民间力量  电影《失孤》原型杨桂霜被拐20多年后找回父母,“云谷是她回家的领路人”  打拐D N A库威力强大,但并非都在坐等DNA库发挥作用。温妙洋告诉南都记者,这些年对于陈年旧案,警方有专案组跟进,民警虽然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就好像传递接力棒一样,一棒一棒往下传,从未放弃。  2015年,深圳警方就根据新的线索,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该女子涉嫌在1995年到2000年间在盐田拐卖了6名儿童。  根据这名犯罪嫌疑人的情况,警方在她的周边展开排查,查找当年被拐孩子的下落,最终发现她娘家所在的村有一个男子疑似被拐卖人员,经过DN A比对技术,最终确认该名男子正是1998年在盐田被拐走的2岁男童。  新的人脸识别技术也在发挥作用。1995年在盐田被拐卖的男童,因为有一名双胞胎哥哥,警方遂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识别出河源有一男子与其长相相似。经过DN A比对,证实该名河源籍男子正是1995年在盐田被拐卖的男童。  除此之外,志愿者也在发挥着特有作用。在公安部建立打拐D N A库之前,主要是民间在网上发帖描述个人特征来进行寻亲。宝贝回家网站长期在做着这样的工作。  云谷曾一度认为,公安部建立打拐D N A库之后,民间的反拐力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她认为志愿者有着独特的优势。迄今在该网站上登记的资料中,尚有约2万名家长在寻找孩子,而寻找父母的登记者也有1万人左右。  重庆女孩杨桂霜,是电影《失孤》的原型。杨桂霜在2011年6月,被拐卖到福建20多年后,重新找回父母。杨桂霜曾表示,云谷是她回家的领路人。  电视镜头记录下杨桂霜与父母相见时的场景,父母对着镜头说,“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云谷,祝愿她百年长寿永远不老。”  杨桂霜最初就是在2010年1月到宝贝回家网站求助,云谷接下了这个案子。杨桂霜记得父亲叫杨富国,家住江边,附近有铁索桥,父亲是补船的,小时候她的脚曾被船钉扎透,奶奶卖过五香豆腐。  云谷与杨桂霜进行交流,引导她回忆童年时候的饮食习惯等等。这些资料经过整理,被发布到宝贝回家网站上,由网友及志愿者进行分析判断,提供相应的帮助。这是宝贝回家的一个正常工作流程。  同时,志愿者们还负有劝说求助者到公安部门采集血样的责任。但是云谷告诉南都记者,杨桂霜当时没有入户没有身份证,到公安部门采集血样有困难。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云谷和志愿者们通过这些信息,百度了很多船以及铁索桥的照片,供杨桂霜来辨认,以判断她由何地被拐卖。但事情毫无进展。  云谷记得是一年多以后,2011年5月,母亲节前,杨桂霜与她网络聊天时再度倾诉对亲生父母的思念。云谷很是触动,她把杨桂霜的话截图发到志愿者群,大家再次根据杨桂霜的资料进行排查,其中有一名志愿者认为杨桂霜描述的生活环境特别像重庆巫溪。  云谷根据这个地域信息,通过志愿者查询到,在巫溪,年龄较为相符名为杨富国的人只有两个。  云谷在网上百度了巫溪县十几个派出所的电话,逐一打电话询问。她不敢说自己是志愿者,“很多人不知道志愿者是干什么的。”  她称家中有个一个保姆,是被拐卖的,记得爸爸叫杨富国,询问他们辖区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她一连打了三个电话,一无所获,她甚至与第二个接电话的人发生了一点争执,对方质问她从哪里知道电话,为什么要打电话。云谷怒而问她,这不是网上公开的电话吗?你的辖区有没有这么个丢失小孩的人你不应该关心吗?电话的最后,对方转变了态度,说会去问一问,云谷也留下了号码。  云谷打算打第四个电话时,第二个接电话的人突然回电,说辖区内真有一个叫杨富国的人,20多年前丢失了6岁的女儿。他很快叫来这名叫杨富国的男人接电话,所有信息都能吻合。  后来事情有一点波折,杨富国回家后,女儿女婿都以为他被骗了。他们认为事情不符合常理,杨桂霜既然被拐卖到福建,为什么是一个深圳人来电通知?  “她的女儿女婿轮番打电话来问,我到底想骗他们家什么?说老人家经不起折腾。”云谷至今回忆起来还觉得很好笑,后来重庆的宝贝回家志愿者上门说明,才解开他们的疑惑。  2011年6月,杨桂霜被拐20多年后,回到老家,与父母团聚。她的父母一度以为她落江溺水身亡,他们会在她失踪的日子到江边烧纸祭奠。  “所以她的父母也没考虑去公安部门采集血样做D N A鉴定。”云谷说,如果光等着D N A库的比对,必然还有一些遗漏。  对杨桂霜的遭遇,云谷感慨万千。杨桂霜被拐到福建后当了童养媳,没有多少文化,而她的姐妹有的读了本科、硕士,她们的命运已经被彻底改变。  反拐新变现  阶段警方强调利用互联网+,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动员网友参与寻人  在创下找回被拐儿童数量新高的同时,2015年深圳警方还创下新发案件数量的历史最低值,仅有5宗,且全部告破。  深圳曾经多次发生儿童拐卖案。温妙洋2011年到打拐部门来工作时,多时一年曾有过20多个孩子被拐。  但这还不是最多的。深圳警方披露的一个系列案中,1995年到2000年,仅在盐田区东菜市场附近,一名犯罪嫌疑人就涉嫌拐卖6名儿童,这名嫌疑人直到2015年方被警方抓获,至今仍有3名被拐儿童下落不明。  在温妙洋看来,被拐案高发与城市特征有关系,深圳人口密集,很多年轻人来此打拼,疏于管理小孩,给了犯罪分子可趁之机。  除此之外,深圳交通四通八达,嫌犯往往是跨区域作案,流窜性强,四通八达的交通正好便于犯罪分子作案后撤离。  但是2015年,深圳立了119宗拐卖案,其中九成是孩子走失寻回类的,真正的儿童被拐案只有5宗,这5宗也全部告破。这样的发案率也创下深圳历史新低。  在这背后,温妙洋认为这与工作方法与理念的变化有关。温妙洋表示,频繁的反拐宣传,一方面是对很多人进行持续的警示教育,让家长更注意防止孩子被拐卖。另一方面也是在警告嫌疑人,来深圳作案必被抓,形成震慑作用。  而现阶段警方强调利用互联网+,主动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动员网友一起参与寻人。今年3月2日,光明新区一名初三女生在上学途中失踪,深圳警方通过“Q Q全城助力”合作,在4月7日由“Q Q全城助力”向深圳1400万手机用户推送寻人信息。一名在梅州的用户看到信息后,发现一起打工的女孩正是该名女孩,女孩因为学习压力大而离家出走。在该名手机用户的劝说下,女孩三天后回到了父母身边。  温妙洋还介绍说,在办案层面,警方现在对每一个案子都要总结,看背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面对拐卖案发后嫌疑人快速逃离深圳等特点,警方也采取以快制快的手法,更快地出警处置。  当然,这给温妙洋等130名奋战在深圳打拐一线的民警带来很大压力。发生在今年1月26日的龙华一4岁男童被拐案,案发时温妙洋正在台湾休假,计划休假7天,案件突发,他立即取消休假,提前三天回到深圳,投入到案件侦办中。历时8天,孩子成功被解救,与家长团聚。  但温妙洋觉得这一切是值得的。他记得转岗到打拐部门不久,2011年5月,一宗儿童被拐案发生后,经过10天辗转多地,行程超过1000公里,终于将孩子成功解救。回到深圳,将孩子交给他的父母时,孩子的母亲激动得跪倒在办案民警跟前。  温妙洋说,从警二十多年,也算见多识广,但是这样的场景,还是第一次遇到,当时就深感责任重大。而随着这些年办案的增多,他注意到孩子被拐后给一些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更是不敢松懈。  让温妙洋觉得可喜的是,他的工作使很多家庭得以团圆,让很多人对警队的态度发生改变,连彭高峰也由曾经的不理解,变成了一名反拐志愿者。  统筹:柴华 采写:南都记者 李亚坤 摄影:南都记者 刘有志责任编辑:

原标题:丢了理想信念,他对腐败丧失“免疫力”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河南省开封县原副县长王占清就是其中的典型。随着职务的提升,特别是2002年12月任开封县副县长以后,他逐渐放松了思想道德修养和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政治上蜕化变质、经济上贪污受贿、生活上腐化堕落,最终走向背离人民的不归路。  2013年10月16日,开封市纪委发布消息,王占清因严重违反纪律,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最终,王占清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  理想信念动摇,他在歧路上越走越远  理想信念一旦出现病变,思想观念就会异化和变质,就容易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下动摇,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迷惘,在金钱美色的诱惑下失节。  王占清是开封市本土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从乡镇一步步干过来,30多岁就当上了开封县副县长。可以说,他的每一步提升都离不开组织的关怀和培养。  可本应该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尽自己一份力的他,却在外界诱惑下,逐渐丢了理想信念的根,一方面,罗织关系网,投机钻营;一方面,贪图享受,道德败坏。  为了更便捷、不受监督地弄到钱,王占清绞尽脑汁。他深知财务制度要求各单位收支要走“两条线”、要经过层层审批、要接受年终审计,为了逃避监督,他想方设法设立两个小金库,让自己的下属保管。他用钱动辄上万元,甚至几十万元,都从小金库里列支。后来,索性将小金库里的钱据为己有,在离开岗位时一次将账上的30万元拿走。  他在领导岗位上不是想着如何把工作做好,而是整天想着如何当更大的官,谋更大的权。为此,他严重违反纪律,先后几次向开封市委组织部原部长李森林(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行贿,妄图“走捷径”。  他采取虚假列支等手段,从小金库里拿钱购买名人字画,以逢年过节“看望”领导之名,先后几次给李森林送钱送物,做着“用钱开路、更进一步”的春秋大梦。  不料,很快东窗事发,他“一夜梦碎”,最终“掉进”自己挖下的腐败大坑,万劫不复。  欲壑难填,情妇把他推入“火坑”  理想信念的缺失,精神支柱的坍塌,让王占清对事业越来越迷茫。  他在《悔过书》里写道:“当对仕途感到迷茫时,自己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情场’。2007年,同情人生下一子……随着孩子渐渐长大,情人的贪欲也越来越强,多次以购房缺钱和孩子大了需要名分为由,逼着我为其筹款筹物,稍不满足就以到组织部门举报和领着孩子到我单位闹等手段威胁。我害怕事情败露、事情闹大后,更没法在社会上和亲人朋友面前混,所以也就没有勇气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而是采取答应退让等手段,在违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王占清在和情人陈某某交往后,想尽办法捞钱,为其买房、买车,甚至编造理由向亲朋好友借债供“情人”挥霍,道德败坏、令人不耻。在与情妇见不得光的交易中,情人总能死死揪住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因丑闻败露而丢官”的软肋,向他索要甚至勒索钱物,他无不就范。  他多次“找发票”贪占公款,明目张胆地向一些单位伸手要钱,疯狂敛财。  权力与美色调和出的绝不是美酒,而是有着诱人香味的毒酒。当王占清经不住诱惑,向美色靠近第一步之时,离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就更近了一步。直到“落马”,他才幡然悔悟,痛哭流涕。  “我深知自己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每当深夜泪水在梦中都会将枕巾打湿,严父慈母的音容笑貌都会将我唤醒,父母都已年过七旬且都患有严重心脏疾病,我不能床前尽孝,却又违法乱纪,怎能让他们安享晚年……‘爸爸,您在哪里?我想您呀爸爸,您快些回来吧!’女儿这深情的呼唤击碎了我的心。此时此刻,我泣不成声,泪如雨下。”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王占清违纪违法,害己误家,他的教训,值得每一名党员干部深思。(陈璞)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责任编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楼部长,近期有学者担心,财税改革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对此您怎么看待?另外,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来提高财税改革的落地率?谢谢。  楼继伟:  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用了一章讲财税改革,确实我们非常努力,有些没有达到,或者说比三中全会要求的进度适当地慢了一点。总的来说,我们是达到进度的,几方面重要的改革:  一方面是预算改革。无论是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都贯彻《预算法》中 的一些基本准则,比如先有预算后有支出,预算调整的程序,预算需要公开到什么样的细节,跨年度的平衡机制,比如说中期财政规划,还有对债务,特别是地方政 府债务的规范管理等等,我们都做了。有的方面还没有完全达到预期。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是转换过程中,大家的观念还需要转化,而且我们的全面深化改革也进入 了一个攻坚期和深水区,旧的思想观念、利益藩篱也是干扰改革实施的阻碍。确实,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之下坚决的推进,要啃硬骨头。同时,还要增强各方面的协 调,处理好各方面的矛盾。  楼继伟:  如果说哪些方面没有达到预期的话,税制改革总的比我们原来预计 稍微慢了一点,去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就讲到力争完成营改增,去年没有力争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克强总理已经宣布5月1日全面实施营改增,给了我们时 间表,没有“力争”两个字了,也就是说,这是任务鞭策。总理去年讲“力争”,今年5月1日的军令状已经下了。其他的可能还有,比如说要研究中央和地方事权 和支出责任的改革,所谓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这是个大事。原则上说,应当在税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再做,我刚才讲了,主要税种,营改增今年一定要完成。另外 地方税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房地产税还是在我们配合有关部门在立法的阶段,个人所得税改革正在提出方案。其他一些地方税的改革有的在进行,有的还在进展 中。因此,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的划分,这样的改革是有前提条件的。再有,这项改革实际是说,财政部可以做一些顶层设计,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财政 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样讲的话它涉及到国家治理,也不是财政部一家能够解决,需要大家合力。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已经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试点 设立了两家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如果从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来说,相应增加了中央的事权,最高法院巡回法庭不是地方的法庭,是巡回法庭,增加了中央的事权。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改革,涉及到我刚才说到的国家治理的基础,需要各方面共同推进。责任编辑:

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署(康文署)上周禁止一名毕业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舞台剧监制在与官方合作的活动中,在场刊上印上“国立”的字眼。戏班最后决定抽起有关的资料,拒绝登出“被删减”的个人简历。  事件引起台湾舆论广泛关注和热议。“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杨其文怒批康文署“愚蠢”和“极粗暴及缺文明素养”、“与朝鲜没两样”;台湾驻港机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表明会向香港方面交涉。  对此,香港特首梁振英今晨(3月22日)表示,民政事务局长刘江华将回应。中午12时35分左右,刘江华见记者时表示:“康文署与香港不同艺术团体经常有 交流合作,都是基于合作和互相尊重,会检视康文署与各个艺术团体在交流沟通和一些协作方面,会继续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之后刘江华用英语重申了一次声 明,没有回答提问即离开。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3月21日晚,香港“糊涂戏班”在其脸书(Facebook)专页上发帖回应传媒有关《第三谎言》场刊的查询。戏班称,3月18到20日,舞台剧《恶童日记第三部曲之第三谎言》在荃湾大会堂演出,节目由港府康文署主办,场刊也由该署负责印制。  制作场刊期间,制作团队个人简历部分,戏班的艺术行政主任兼执行监制罗淑燕的建立中,有毕业于台湾“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一项。  罗淑燕照片仍然展示了“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学位证书,并留言声称“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生活,没有创作自由,没有言论自由,那就足够?  糊涂戏班称,康文署负责职员口头表示,场刊中不能有“国立”两个字,要求删除,就算改为英文“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也不获批淮,戏班多番争取都未能改变决定,并建议以“北艺大”取代。  戏班称,母校名称是一个基本事实,刊出全名亦是一种对学术与艺术的尊重,因此宁愿抽起有关资料,拒绝登出被删减的个人简历。戏班称,这是“无奈的选择”,“深切希望香港继续享有言论及创作自由”这个“最珍惜的核心价值”。  截至观察者网发稿,糊涂戏班的这个帖子已经获得了240个分享,487次点赞。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称,康文署删除“国立”并不是第一次。报道称,康文署主办的“新视野艺术节”在2014年邀请台湾“云门舞集”到香港表演《稻米》。 舞团艺术总监林怀民在场刊上,被指“于1983年创办台北艺术学院舞蹈系(现为台北艺术大学)”,“国立”两字也不见踪影。  此外,同一份场刊上,另有24名参与者,被称为毕业于“台北艺术大学”,英文版则称“Taipei University of the Arts”,而不是“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康文署早前回应称,会深入了解糊涂戏班个案,并探讨如何与相关团体加强沟通,确保彼此在互信及尊重下作出相关的安排。而就其他节目场刊内容的改动事宜,署方称没有相关统计。    据台湾风传媒报道,戏班的戴姓团员怒称,这是“荒谬又可怕的政治审查”。北艺大也发表书面回应表示,对康文署之处理方式,甚表遗憾。依据了解,过往未曾听 闻有类此事件,在香港发生。声明还呼吁应充分尊重“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以“国立”两字存在的事实,以及校名全名使用的学术定位。  北艺大表示,康文署径自要求删除本校校名“国立”2字,不合理也不恰当,予以严正抗议。  北艺大校长杨其文回复香港明报时,批康文署“极粗暴及缺文明素养”,称事件成为“全世界笑话”。他称学校有34年历史,“我们的制度也改掉了,学校还 在”,但康文署却作了“不必要的考量”,政治不应凌驾艺术,事件为香港文明“开倒车”。他称这次是校方首次遇到校名被更改,“所有交往过的国家也对学校显 示尊重,没有像香港这样,这不是文明政府作为,跟朝鲜没两样”。  杨其文接受香港东网访问时还表示,要求删去“国立”两字,“是非常愚蠢、没有智慧的行为”,这种将艺术泛政治化的做法,他一定强烈抗议到底。  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香港)回应事件指,“希望台港双方能够相互尊重,勿将文化活动泛政治化”,以免损害双方关系,办事处亦将与港府交涉相关事宜。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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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1-16 11:0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