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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博士嫁农村当儿媳谈十年经历 网友感叹太真实_利发国际娱乐场

女博士嫁到农村当儿媳讲述十年经历 网友惊呼太真实  《新闻调查》视频:家在丰三村  2016年春节前夕,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在网络上被刷屏,文章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以及所在农村的状况,文章首发的阅读量超过了最高统计10万,之后被大量转发,迅速成为春节期间的一个热议话题。  黄灯,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她是广东一家高校的传媒专业教师。这篇在她自己看来既不是最出色,也不是最尖锐的文章,为何会引起了最火爆的舆论关注?文章记述的是个怎样的家庭?这个家庭又嵌在怎样的一个农村中?3月初,央视《新闻调查》的记者和黄灯夫妇一同回到了位于湖北孝感的老家丰山镇丰三村,通过和这个家庭中的不同人物的接触,来了解文章背后的故事。      黄灯的老公杨胜刚在这个家庭的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是唯一一个通过读书跳出农门的孩子,他和黄灯是博士同学,现在在同一所高校教书。每年过年,他们都会辗转千里,回家和亲人团聚。  1969年,杨胜刚的父亲英年早逝,留下了妻子和六个孩子。当时的杨胜刚只有1岁,他说,贫困是那个年代农村共有的特征,但较之别人,他们有更深入骨髓的痛楚。因为贫困,年长的几个孩子早早辍学,分担家庭的压力,姐姐们先后嫁人,大哥杨敦武十几岁学会了理发,走村串巷,勉强糊口。  只有杨胜刚,从小成绩突出,使得他和哥哥姐姐们有了不同的人生。高中时,杨胜刚考入了省重点孝感高中,他依旧名列前茅,但家庭经济的拮据,使得他像同时代的很多农村学生一样,选择了师范大学,因为那时候上师范,学费低,还有补贴。  1993年,家里卖了两头猪,卖得一千块钱都给了杨胜刚,这些钱当时哥哥打一年工都挣不到,那是这个家庭对杨胜刚倾尽全力的支持。  2007年,杨胜刚和黄灯结了婚,这不仅开启了黄灯与这个家庭的缘分,也让她开始了对这个农村家庭的观察。只是黄灯发现,自从2008年杨胜刚的大哥和四哥家里出了一些事后,这个原本团结、温馨的家庭氛围就明显改变了。      丰三村位于江汉平原的北部,一个靠天吃饭的普通农村,改革开放之初,这里的农民就有了外出做泥瓦匠的传统。1993年,在村里干了20年理发的杨敦武,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他已经是村里最后一个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而杨敦武要去的地方,就是在北京承包工程的妹夫(杨胜刚和黄灯的四姐夫)的工地。  从1993年到2009年,杨敦武跟着妹夫在北京干了16年,每年除了家里必需的开支,并没有拿回全部的工资,大部分(约十几万元)就存在妹夫那里。然而,这些钱最终却成了泡影。因为,在黄灯眼中一向是家里“有钱人”形象的四姐夫突然破产了。      在黄灯的文章中,四姐夫原本是这个家庭中最风光的人,因为四姐夫是当地最早出去做工的一批人。80年代,他出外做泥瓦匠,而带大哥杨敦武出去时,四姐夫已经是一个带工人的包工头了。  当时,杨敦武的儿子女儿都已出生,靠田里的收入已无力负担一家老小的支出,在四姐夫的劝说下,杨敦武跟着去了北京的建筑工地,和妻子两人每天负责给工地一百多号工人做饭。  四姐夫究竟遇到了怎样的事情,家里并不清楚,因为从2008年破产之后,杨胜刚的四姐一家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因为四姐夫的老家距离黄灯的婆婆家不远,所以记者见到了四姐夫87岁的老母亲。老人说,儿子已经有七八年没怎么回家了,之所以不能回家,是因为欠了不少工人的工钱,而工人都是同乡,回家就会被催账。  记者在湖北采访时,遇到了一个叫李朝辉的老板,他是杨胜刚的初中同学,也是和四姐夫一样从泥瓦匠干到包工头,谈及四姐夫的境遇,他也感同身受。“他比我做得都早,只是因为搞工地,他要运气不好的话,在那个年代的话,公司不给你钱或者你做赔了,就没人管。”李朝辉说,那个时候打工都没有保障,而像四姐夫这样的老板,在他们老乡当中也不是一个两个。      在北京的一个城中村,记者见到了杨胜刚的四姐,七年没回家的一家四口,住在月租一千块钱的两间平房里。由于四姐夫回避了记者的采访,家里只有从饭馆儿打工刚下班的四姐杨定华。  杨定华说,这几十年来,因为在外做工程经常被压钱,虽然一家人外表看起来光鲜,但钱一直在工地上滚雪球,并没有拿回家的余钱。杨定华说,因为她主要在家带孩子,对于丈夫最后破产的细节,并不十分清楚。但她说,家里现在还拖欠工人工资几十万,还有一部分高利贷。杨定华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出嫁,另外两个女儿在北京做导游,她们都表示要为家里还完钱再谈恋爱嫁人,这让四姐更是心焦。  伴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城市化建设进程,拖欠工程款就像一个伴生的毒瘤,记者查到一些并不不完全的数字:1990年,全国拖欠工程款近35亿元,1995年则猛蹿至600亿元,到2003年底,更是达到了3360亿元。2003年,国务院还曾专门下发通知,用三年的时间整治拖欠工程款的问题,各种惨烈的讨薪新闻,都和这样的背景有关。李朝辉说,建筑业的层层转包是常事,做工程通常又是先行垫资,只要有一次工程款要不回来,就有可能遭遇全部身家的损失。      黄灯的侄子侄女虽然只有20多岁,却都已经为人父母,黄灯嫁来杨家时,他们才十几岁,虽然黄灯和杨胜刚一直希望侄子侄女能够接受更高的教育改变命运,但都未能如愿。哥哥嫂子外出打工时,两个孩子一直跟奶奶在家。“基本上就没有那些学习的气氛,反正我们当时读书我记得,学生打老师是经常的。”畅畅说,“反正在家里没大人管嘛,靠爷爷奶奶有的管不住嘛……基本上不听课,要睡的睡觉,打的打牌。”  跟父辈不同的是,他们虽然出生在农村,但是没有再经历父辈困苦的幼年,而父母因为离家打工觉得亏欠孩子,在物质上尽量满足他们。只是,父母在外打工的辛酸,孩子们并不知晓。畅畅还记得爸爸唯一一次对他发的火。“当时我好像有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就说我爸爸在外面天天吃香的,喝辣的,然后我爸爸就骂我,他说你到时候,你出去你就知道了。”  混沌的玩乐日子很快在初中毕业就结束了,和父母当初因为生计的逼迫出去打工不同的是,畅畅他们是出于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开始的打工生涯。畅畅去过杭州、昆山的工厂,流水线上的繁忙和辛苦让他始料未及,而捉襟见肘的文化水平甚至让他无法应付工作中出现的状况。几年之后,他不得不回到他父辈从事的老行业,做一名建筑工地的泥瓦匠。至此,畅畅才体会到父母在外打工的辛苦,可他的人生已经无法回头。      杨桂林已经在乡镇中学教了22年的书,在他看来,因为条件好了,现在的农村学生刻苦程度没有原来强了。杨桂林说,现在农村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更愿意把孩子送到城市读书,占到学生总数一半以上的留守孩子,大多失于有效的监管,随着手机、网络的普及,这些孩子较过去更容易处于失控的状态,“受到的诱惑太多了,他们沉迷于手机,网吧也有,他们一放学跑得很快的,我就知道是冲向网吧了。”  这些年,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农村中学的升学状况却越来越令人担忧。比如孝感地区的重点高中——孝感高中,每年的中考,对于区内的农村中学实行政策倾斜,依据人口比例给每个乡镇的中学一些降分录取的名额,但很多乡镇中学都接不住这些指标。  大部分孩子上完初中,就准备外出打工,继续父辈的路。但是,他们不如父辈幸运的是,几十年的快速建设已经缓慢下来,他们打工没几年,就遇上了不景气的市场。如果在往年,春节一过,村里就没有了年轻人,但在今年,大部分还都在家等着工头的电话。      3月的江汉平原,已经到了油菜花盛开的时节,但是大片的农田都还是荒芜的状态。村里大部分青壮劳力出外务工,即使是在家的人也不再种地,而是在棋牌室消磨时光。  村书记杨幼林介绍,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把村里的耕地集合起来,流转出去,农户收取租金,这是上面支持搞的实验。记者在村里看到了流转协议,协议分两份,一份是村委会和农户签的,一份是村委会和企业签的,一般的出租年限是30年。据说,这个村子80%以上的土地都已经流转出去,接手的是两家企业,一家是养牛,一家要搞生态旅游。  杨幼林说,他们的村子是因为靠近大路才有人愿意来投资,那些不靠大路的村庄没人投资,任由农田荒芜。杨胜刚的同学李朝辉就是县里请回来的老板,他的生态园二期还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对于杨胜刚的这个大家庭来说,喜庆中略带悲愁。因为一位重要家庭成员,黄灯的婆婆在去年过世了。  黄灯说,是婆婆最后的时光促使她有了书写这个家庭的冲动,婆婆辞世时86岁,黄灯在文中写道,婆婆的去世使这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    黄灯说,婆婆去世时一直挂念着不能回家的四姐和十几年白白辛劳的大哥。“她一方面为自己的女儿觉得很难过,因为自己的女儿、女婿遇到了麻烦,她心里也难受,但是另外一方面,自己的儿子、儿媳妇的工钱拿不回来,她也难受,其实她才是最难受的。”黄灯说。  这次回家,黄灯会照例塞给嫂子些钱,这是她对这个家庭仅能做到的回馈。当她要离开的时候,畅畅还是没有等到工头发出的确切消息,而路边能看到的零星等待出去打工的身影……责任编辑:

原标题: 50万“疑似贫困户”被一票否决  广西识真贫(人民眼·精准扶贫)  来源:人民日报  尽管有思想准备,焦成举还是没料到,村民争抢贫困户帽子的热情如此之高。  “你们搞错了!你今天不给我贫困户,咱就到县政府说话去!”一位村民找到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此前入户评估打分,这位村民的得分,远高于贫困户标准分数线。  焦成举来到他家,逐一复核家中实物,“竟然发现了一台2000多元的洗衣机,这是第一次入户时没找到的,分数更高了,他一时无言以对。”  焦成举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现任田东县印茶镇立新村第一书记。  来找焦成举的村民,申请复核的有之,举报他人的有之,推荐人选的也有之……正如真理越辩越明,真贫越识越清。  焦成举不是一个人在战斗。2015年10月至今年2月,广西用时3个多月,下派25万名各级干部,进村入户找真贫。一场精准识别贫困户的行动,打破了乡村的宁寂,刷新了贫困的底色。      焦成举到斜央屯张贴公告时,正逢屯里办庙会,在外的村民大都回来了。让他眼前一亮的是,“这个只有81户的屯子,竟有30多辆汽车。”  立新村是“十三五”贫困村,斜央屯是其所辖的9个自然村屯之一。这一幕,让刚到任的第一书记焦成举,对立新村“刮目相看”。  广西共选派了3500人,与焦成举同期到贫困村担任党组织第一书记,2015年国庆节假期后上任。与就任前想象中的贫困村不同,不少第一书记心中开始升起问号。  “不知道何安国2014年为什么没评上贫困户。”田东县作登瑶族乡平略村第一书记韦灿明,这位由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派出的干部发现,老何肢体残疾,干不了重体力活,全家5口人,没有产业,也没有人外出务工,收入之低,可想而知。  与韦灿明来自同一单位的戴芳,担任作登瑶族乡坡教村第一书记,让她感到滑稽的是,村里一个跟随爷爷一家生活的10岁男孩,单门独户地成为了贫困户,“我们核实发现,虽然他母亲离家出走,但他父亲在煤矿有工作,并且在那儿有房子,明显不符合贫困户标准。”  有的符合贫困户标准的漏了,不符合标准的却进了。有这种感觉的不只是第一书记们。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办党组成员成伟光也颇有同感:“我春节前到几个县走访贫困户,看到其中一个村最贫困的5户,有3户上一次不是贫困户,几乎是最穷的人,为何不是贫困户?看来原来评定贫困户时,村组干部的权力太大了。”  可以互为印证的是,2015年10月,国务院扶贫办在广西随机选择龙州县、德保县,开展扶贫专项督察,在两县实地察看了8个村,召开村级座谈会、查看村级建档立卡档案各8次,发现个别村建档立卡质量不高,部分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申请书填写日期等关键信息有涂改痕迹,扶贫手册上户主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张冠李戴等。  此次扶贫专项督察前的几天,审计署发布一份公告:广西马山县认定的扶贫对象中,有3119人不符合扶贫建档立卡标准,其中343人属于财政供养人员,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43人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  公告一出,舆论哗然。尽管当即问责处理了52人,其中包括6名县处级干部,广西还是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公告发出4天后,广西举办精准扶贫攻坚动员大会暨贫困村党组织第一书记培训会,为期5天,一直开到县,采取“视频会议+学习研讨”的形式,2.5万人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痛陈:“审计署通报我区马山县违规认定3119名扶贫对象问题,不仅暴露了我们作风上不严不实的问题,也集中反映了我们扶贫工作不精不准、大而化之的缺陷。必须以此为戒,吸取教训,坚决整改,真正把扶贫工作抓准抓实抓到位。”  为此,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自下而上集中开展精准识别工作,把全区538万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到村、到户、到人。  回过头来看,广西决策者认为,“马山事件”也是“好事”:其一,表明以前对贫困户的认定确实有问题,不仅马山有,广西其他地方可能也存在。这就打消了部分基层干部对精准识别的质疑:不是早就评定了,还有必要再精准识别吗?是不是有点劳民伤财?  其二,这一次精准识别之后,类似马山的事情,还出得起吗?再出你还能交代得过去吗?再出的话必定处理得更重。  广西有自己的苦衷:截至2014年底,尚有贫困人口538万,农村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54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广西县市区的一半,5000个贫困村占广西行政村的1/3以上,是全国贫困人口超500万的6个省区之一。  广西也进行了自我剖析:2014年识别贫困户,采取的是自上而下分解指标的方式,不管行政村条件好坏,所有村都分配贫困人口指标,真正的贫困户无法全部覆盖。以村评、乡审、县定的方式确定贫困户也不够科学,识别过程还有空子可钻,难以杜绝“富人当选,穷人落选”现象。  3个多月,把538万贫困人口一一识别出来,谈何容易?前提条件是要有足够的人力、财力投入。  人还好说——发挥制度优势,自治区、市、县、乡、村,五级联动,其中263个区直机关,以及各市直、县直机关,分别按照所派出第一书记1∶3到1∶5的比例,增派精准识别工作队员,共派出各级干部25万人,脱产开展精准识别行动。  财力投入同样惊人——自治区主席陈武说,为了把扶贫对象找准,这次精准识别需要印制的上亿张表格全部由自治区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予以保障。“上次我们投入了3600万元,当时已经觉得不少,在全国也排在前面。对广西这样一个财政并不宽裕的省份来说,这次的大投入,我们觉得值!”  人、财俱备,焦成举们踏上“识贫”之路,但尚需答好三道题:识别什么?谁来识别?如何识别?      “找出真正的贫困户还不容易?入户问问,谁家收入低,就定谁。”起初,焦成举和不少精准识别工作队员这么想。  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你家年收入多少?”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连自治区党委书记都难问得出。  2015年8月中旬,彭清华到罗城县东门镇榕木村调研。贫困户潘金花告诉他,全家6口人,女儿女婿常年在广东打工,老两口年过六旬,体弱多病,还带着两个外孙,女儿女婿有时寄点钱回来。  “每年给家里寄回多少钱?”  “一点啦,油盐钱,不多的。”潘金花支吾着说。  再问,回答的还是这句话。  朱学峰,那坡县德隆乡念头村第一书记,也为收入的问题与村民黄丽华“斗智”过。  “在广东那家制衣厂打工,一年收入多少?”  “没有收入。”  “打工挣的钱呢?”  “全花光了。”  “你家孩子还在上大学,通过‘绿色通道’贷款了吗?”  “没贷款。”  “那你给他的学费、生活费,不都是你打工的收入吗?”  “给他的也算啊?”  来自广西大学的朱学峰,即便能估摸出黄丽华给儿子的学费、生活费,也无法算准黄丽华的打工收入。  “经过一轮轮扶贫入户调查,很多农户为了评上贫困户,对收入有所隐瞒是可以想见的。”戴芳说。  田东县副县长刘军模认为,农户确实很难把收入算准确,“就像问你我工资收入多少一个道理,问到手的多少,现在就可以说。若问具体的各项多少、年收入多少,可能还得到财务查。”  既然收入难统计、难衡量,无法有效区分贫富,如何找到“真正的穷人”?  广西的答案是:采取直观的、可感受的、可触摸的指标,去分析判断农民的真实贫困程度,少用那些虚的、很难核定的指标去衡量。  经过六轮试填,广西形成了贫困户“考卷”——入户评估表,一共5页,设置18类98项可衡量指标,包括住房、家电、机动车、健康、上学、务工、土地、养殖等。  精准识别工作队员手持入户评估表,对贫困村所有农户、非贫困村在册贫困户和新申请贫困户的农户,逐户入户调查、综合评分。按照分值高低排序,自治区对照全区538万贫困人口规模,给每个市、县分别划定贫困户分数线,农户得分越高,表明经济条件越好。  田东县朔良镇南立村第一书记邓小武来自县金融办,以前上门采集过农户信用信息,“当时我们也不问你收入多少,而是侧重于问种田、务工等情况。这次精准识别侧重于农户整体状况,真贫困的,分数绝对高不了,不贫困的,也低不了。”  当分数成为“硬杠杠”,一些富裕农户也跃跃欲试。  “当时有14户提出贫困户申请,我们逐一入户打分,他们房子都是两三层小楼,地板砖锃亮,一打分,都在80分以上,没有一户符合贫困户标准。”那坡县团县委副书记黄梅桂,到德隆乡德旺村当精准识别工作队员,“看到别人得了贫困户,他就要申请,万一得了呢?”  “分分计较”“分分必争”,成为精准识别工作中遇到的常态。  那坡县百合乡念银村第一书记吴安玉,就接到一个“想钻政策空子”的电话,试图“突击结婚”,减少自家得分。  “吴书记,我已经结婚外嫁了,我家的劳动力得分应该减去2分。”  “拿你的结婚证给我看看吧。”  “这两天领的证算吗?”  “不算,必须是入户调查的标准时点2015年10月16日前的。”  “不算就算了。”  焦成举则接到了一个沉重的电话。  立新村雷令屯的黄选伯,家庭条件不错,房子180多平方米,两个儿子都已结婚,家里3个劳动力常年外出打工。不幸的是,他有一个孙子得了白血病,治病已经花了40多万元。入户评估时,按照“家庭成员中有1人患重大疾病”的减分项,给他家减去了10分。  “要是我家小孩没有这个病,我不会给你打电话,可我家就差1分,就成不了贫困户……”打电话的是黄选伯的儿媳妇,说着说着就哭了。  焦成举听得出,这是一个年轻母亲绝望的哭,“分数都已经打出来了,我也帮不了什么。”  “你能不能帮着再复核一下,看看是不是哪项打高了?”  工作队要求必须两人以上入户核查。焦成举就和一名队员到了黄家,对着入户评估表,一项项仔细看,“都是为人父母的,那时我甚至希望,以前入户的队员最好能出点差错。”  “我们原来入户的同志确实很认真,他们用铅笔把黄家的1.5亩水田标注在评估表上,其实是不需要注明这个数字的,需要的只是根据人均面积打分。”焦成举说,黄家8口人,人均不足0.2亩,“人均0.5亩以下的计1分,0.5至1亩计2分,队员原来给黄家计了2分,‘幸亏’队员算错了。”  焦成举又认真查看了黄家的土地承包证书,然后改正了入户评估分数。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危朝安说,广西特别注重对因病因灾、因残因学致贫群众的精准识别。  与此同时,广西在每个县域内统一贫困户分数线,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层层下达贫困户指标的弊端。  经过这次精准识别,那坡县委副书记樊琳娜说:“县城周边的贫困户数少了,偏远乡镇的贫困户数增加了。”田东县作登瑶族乡乡长黄庭源说,他们乡的贫困户少了400多户。  “原来给各个乡镇分指标的时候,可能感觉这个乡镇穷点,就多给些指标,富裕点的乡镇少给些指标,现在搞精准识别,发现原来的做法还是有偏差。”刘军模说现在“不再跟着感觉走”。      立新村当令屯的贫困户名单公示后,焦成举接到了6个电话,但都不是反映自己困难,而是表达不解:我们屯黄玉兰家那么困难,怎么会得70分?你们是不是再来核查一遍?  事后查明,打电话的这6个人都不是黄玉兰的亲属。焦成举就和队员拿着评估表来到黄玉兰家,发现她家确实困难:全家4口人,她有慢性病,儿子身体不好,不能干重体力活,孙女还小,全靠儿媳妇外出打工挣点活钱。但也发现这些事项的打分,都没问题。  问题出在第一项上:房子是按照“砖混结构”打的分,属于住房的最高等级,加了18分,而焦成举根据入户200多家的经验判断,她家的房子可能是危房,危房则计0分。  “她这不能算是危房,是砖混结构。”当时入户的一名队员说。  “那她家有没有申请过危房改造?”  “申请过。”  “政府有没有批准?”  焦成举就去查档案,发现黄玉兰家4年前就申请过危房改造。而且当时经过镇政府核查,也被认定为危房。但由于她家经济困难,拿不出钱改造。而要拿到危房改造补助款,必须先将危房拆掉,黄玉兰没有钱改造,就不敢拆。焦成举将情况报经镇政府同意,减去了18分,黄玉兰家评上了贫困户。  “做群众工作,光说漂亮话没用,关键看做的事情、评价的标准是不是公正。”焦成举说,“只要你公正地打分,他得不得贫困户,并不十分在乎。当然,如果得了,他肯定更高兴。”  这一轮精准识别,广西采用“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议”工作方法,按照“两入户、两评议、两审核、两公示、一公告”程序开展工作。为防止出现“人情分”现象,广西特别规定,入户调查评分全部由精准识别工作队员完成,村干部只负责带路,不参与打分,每张评分表都需要经户主和工作队员签字确认。  “以前评定贫困户,实际上是村民小组报上来,村委会评议,没有太多可量化的东西,感情色彩比较厚。比如,家里有子女上学,可能你就得到扶持。或者要看村民小组组长是否推荐你。”韦灿明说,“现在评分很客观,我们作为工作队员,第一步就剔除了感情上的东西。”  戴芳深有同感:“我们都是外地人,不认识你,也不怕得罪你,村干部不敢说、不敢调查的,我们敢。”  在黄庭源的印象里,以前乡镇的贫困户名单,主要靠村组干部报上来,不像这次进村入户力度那么大,准确性也就没这么高。  广西的做法,某种意义上避免了村干部“两面受气”的境地。  南立村的老罗,之前是贫困户,一家4口人,两个孩子在外务工。经过这次精准识别,他家的分数就上去了,看到公示的贫困户名单上没有自个,就跑到村民小组组长家破口大骂:你怎么不给我贫困户?  “老罗还以为是村组干部说了算,其实不只是组长说了不算,就是村支书、村主任说了也不算,他们只负责带路。”邓小武接到反馈后,和队员一起到老罗家复核,根据他家的情况,一项项进行说明,特别是他的孩子在外务工3年以上,属于要加10分的选项。  “说了算的是识别程序、是评估分数。”邓小武不忘补上一句。  有了程序和分数“撑腰”,平略村党支书黄立军,“光明正大”地成为了贫困户。  “放在100多年前,我这房子绝对属于‘豪宅’。”黄立军指着他家建于1892年的干栏式民居说:底层是“畜牧局”,养了5头猪,5只羊,20多只鸡;中间是“人事局”,全家6口人住的地方;上层是“粮食局”,存放粮食。  走进“豪宅”,虽是白天,黄立军拉开灯泡,这幢木瓦房内依然灰暗,他又拉开了平时不怎么用的日光灯管,屋内才亮堂起来。四面墙都用报纸糊着,“八面来风,夏暖冬凉。”黄立军自嘲道。  42岁的黄立军负担不轻:母亲72岁,女儿读高二,儿子读初二,他当村支书的报酬每月只有1200元。“如果不是改变了贫困户的认定办法,我这次还是不好意思申报,总不能自己评自己吧?”  还是在作登瑶族乡,与黄立军“新晋”为贫困户不同,大板村妇女主任陆青静“脱贫”了。  入户评估打分,陆青静家得了76分,这意味着她将退出贫困户之列。  大板村第一书记,来自百色百矿集团的莫子强发现,那几天,陆青静有些闷闷不乐,以前每天都带着工作队员入户,有一天突然不来了。  莫子强说:“我感到很奇怪,就问她有什么想法,她支支吾吾不肯讲,再三追问,她才说,我家好像也没有脱贫啊。我说,我帮你看看入户评估表,一项项过,她自己也说这个分数是没问题的。”  陆青静家4口人,两个孩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上学开销较大。她现在养了20头牛,“我是贷款养牛,牛还没卖,贷款也没还,你现在就让我脱贫了,我以后怎么办?”  莫子强就做她的工作,“你现在属于养殖大户了,按规定,养殖大户要加15分。你当初养牛的时候,是贫困户,享受了金融扶贫的政策优惠,已经得到了扶持。养的牛一出栏,就有流动资金,情况很快就好转。你本身既是党员又是村干部,如果连你都不支持我们的工作,其他群众的工作我们怎么做?”  好说歹说,陆青静想通了,又开始带莫子强他们入户评估了。      立新村斜央屯的入户评估分数公示后,这个只有81户的屯,给焦成举打来20多个举报电话,反映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某某的经济条件比我好,分数却比我低,不是我非要当贫困户,而是这关系到公平与否的问题。  有一位村民有辆6万多元的长城皮卡,属于评议贫困户时的一票否决情形,“我这车尽管是借钱买的,你给我一票否决了,我没什么可辩解的。可我们村里某某、某某几个人都比我有钱,却没被一票否决,这不公平。”  焦成举坐不住了,带着两名工作队员,跟斜央屯村民小组组长逐户对照,“村民小组评议时,难免存在亲疏远近。”然后,焦成举又来到公示地点,那里经常有群众在议论,就和他们一户户讨论,最初一票否决是7户,最终又查出符合一票否决情形的19户,他们将26户一票否决原因全部一一注明,再进行公示,最后报请县、自治区核查,“既没有查出更多,也没有冤枉一户。”  “慢工出细活,磨刀不误砍柴工。到2020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还有5年时间,我们用3个多月,把‘扶持谁’的问题搞精准了,基础扎实,心里也踏实,使劲也好使。”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唐仁健如是说。  “马山事件”为何引爆舆论?广西事后分析过,原因之一就是,部分“有车有房有干部”的农户,摇身一变,成为了贫困户,怎能服众?  吸取马山的教训,这次精准识别贫困户,广西明确对8种情形采取一票否决,包括在城市买有住房,现有价值3万元以上的收割机、面包车、轿车、越野车等车辆,家庭成员有人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家庭成员有经营公司等情形。  除了畅通举报渠道,自治区扶贫办组织公安、编办、财政、国土、住建、工商、税务、交警等部门,采取大数据技术,联合开展财产检索,精准识别采集到的农户和家庭成员信息约2000万条,输入家庭成员姓名、身份证号码,与各部门提供的1900万条检索数据进行比对。  经过734万亿次比对,广西检索出“疑似贫困户”50万户,涉及家庭成员62.5万人,其中31万人有车,3万人财政供养,8.8万人开办公司,18万人购置城镇房产。  为确保检索结果准确,广西把检索结果返回各县核查,并告知农户,同时组织评议会,评议确认符合一票否决条件的农户名单,由自治区扶贫办统一剔除。  在平略村平坤上屯的幼儿园墙上,一份一票否决农户名单的公示,已经被风吹日晒得皱卷起来,上面写着这个屯符合一票否决条件的7户名单和否决情形,其中4户“县城有房”、1户“家中有人当教师”、2户“住房两层以上,精装修”。  8种一票否决情形,直观、可感、辨识度高,方便了对贫困户的识别。  “村里一个盯着一个,谁也不敢乱来。”那坡县德隆乡副乡长闭旦旦,参加工作15年,有12年在德隆,“这次识别贫困户,群众参与度前所未有的高,乡里乡亲,他们太了解谁家情况怎么样,甚至有的大数据检索不出来的,也会向我们举报,比如谁家还有一套没有房产证的房子,我还去喝过喜酒呢。”  这么大面积的精准识别,有没有群众上访?自治区扶贫办主任蒋家柏说,对投诉、举报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督促有关市、县调查核实并答复群众,将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  樊琳娜说,那坡县在精准识别工作中,共收到群众来电来信来访39件。对于因工作队把握尺度不准或失误的,予以现场纠正和及时更改;对于一些群众因理解偏差而提出异议的,给予耐心解释,积极稳妥化解矛盾和分歧。截至目前,还没有出现一起因精准识别工作不实而导致群众越级上访的信访案件。  没有问责,就难有执行力。广西搞这么大规模的精准识别行动,最怕的还是数据虚假。于是,建立了责任追究制度,识别结果存在问题的,“谁调查、谁登记、谁审核、谁负责”。  不是没发现问题。广西根据各地报送的评分结果,初步对贫困户划线,发现50分以下的有3个县区:永福县44分、合浦县45分、防城港市防城区49分。  韦学海的房屋是土木结构,整体装修完好,并未有任何裂缝,但永福县精准识别工作队却以“危房”计分。他家种植杉木35亩,而加分项“家庭种植20亩以上经济林”一项却没有加分。这样,韦学海家的分数就少了23分。  随即,自治区扶贫办派出核查组,对这3个县区入户评估分数开展核查。在永福县随机抽样34户,评分完全准确的只有8户,有误差的26户,入户识别准确率仅23.5%。防城区入户识别准确率43.3%,合浦县的这一比例为77.4%。  自治区主要领导在全区大会上点名批评了这3个县区。问责也接踵而至,永福县、防城区扶贫办主要领导均被免职,合浦县相关领导也受到了处分,具体负责入户识别的干部当然也在处理之列。  “白纸黑字,每一个贫困户都需要我们签字。”焦成举坦言,“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问责结果让人警醒,谁还敢再出问题?为之,难者亦易。”  精准识贫,不易。精准脱贫,更难。  “扶持谁”的问题只是序曲,“如何扶”的大戏刚刚拉开序幕。责任编辑:

原标题:滴滴回应深圳女乘客遇害  据央广、新华社报道近日,深圳一网约车司机涉嫌抢劫并杀害女乘客,涉案嫌疑人目前已经被抓获。3日,滴滴公司发微博通报称,涉案车辆系该公司平台顺风车,并对被害人家属表示歉意和慰问。  5月2日晚9点多,24岁的女子钟某在深圳南山区独自搭乘一辆滴滴顺风车从家里赶回学校的宿舍。司机潘某当晚通过滴滴平台接到钟某后,将车辆开到偏僻路段,持刀逼迫钟某交出身上财物,之后将钟某杀害。钟某失联后,家人当晚向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高新派出所报案。南山分局3日晚上通报称,嫌疑人潘某已被抓获。钟某的遗体已找到。  3日晚,滴滴公司在官方微博通报,在接到乘客家属报案后,公司立刻成立最高优先级的工作小组,积极配合警方取证,协助破案。经初步核实,涉案司机是用真实身份证、驾驶证和行驶证在顺风车平台注册并通过审核,但在案发当晚,其车辆牌照系临时伪造。滴滴公司相关负责人认为,事件发生与司机注册审核环节并没有直接关系。  滴滴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线下私自用假车牌的话,平台肯定监测不到。所以,审核时再怎么验真,再怎么保证证件的真实性,也是不可能完全杜绝(违法违规行为)。  这起恶性事件中,滴滴顺风车假冒的车牌信息是粤C2S8N3,在滴滴注册的车牌是粤B6S8N3。在滴滴软件上,这两个车牌均显示“粤**S8N3”。“两个不同的车牌,但在滴滴软件上却显示一模一样。”一些网友认为,凭车牌显示信息,乘客无法精准分辨自己叫的车和平台注册的有何不同,网约车平台存在一定的信息安全漏洞。  今年3月份,深圳公安部门经排查发现,部分网约车驾驶员存在吸毒、精神病、违法乱纪等问题,多家网约车平台被约谈。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朱巍建议,作为网约车平台,除了应该按照规定加强司机和车辆的审核外,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建立预警机制,加强对网约车的实时管控。责任编辑:

习近平2016两会时间⑨  3月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省代表团参加审议。新华视点(XHSXHSD)跟您来聊聊,习近平在与代表们交流中最关心的三件事。  1. 民族团结  【现场】  10日上午,当总书记走进会场时,藏族的王玉虎代表、蒙古族的诺卫星代表、土族的何峰代表分别向总书记献上洁白的哈达,表达对党中央和总书记的敬意。习近平请他们转达对各族人民的祝福。审议中,几位少数民族代表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实施精准扶贫等发言。习近平不时询问具体情况,强调多民族是我国一大特色,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要着力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尊重民族差异、包容文化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结和睦、共同发展。  【链接】  习近平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去年“十一”到来之际,习近平特别邀请来自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的13名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并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他们,同他们合影留念。 从甘肃到内蒙古,从新疆到云南,每年习近平在国内考察时都少不了看望少数民族群众。两会期间,总书记也常与少数民族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面对面交流。去年3月6日,习近平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一眼就认出穿着民族服装的兰念瑛是畲族。2014年两会期间,习近平还参加了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会。在2014年9月28日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分析了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深刻阐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针。会议指出: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一些民族地区群众困难多,困难群众多,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难度较大,必须加快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  “要加强基础设施、扶贫开发、城镇化和生态建设,不断释放民族地区发展潜力。”  “要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要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着力改善民生。”  2.生态保护  【现场】  青海省委书记骆惠宁代表就推进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发言。谈到为保护生态环境、公园内部分牧民需要安置问题,总书记说,一定要解决好牧民定居问题,定居才能搞好畜牧业。总书记详细询问了在贫困户和牧户设立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情况,强调一定要把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搞好。省长郝鹏代表介绍了青海近年环境生态发展情况。总书记关心地询问青海保护生态环境、推进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情况。习近平强调,一定要生态保护优先,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总书记强调,我们不能欠子孙债,一定要履行好责任,为千秋万代负责,要有这种责任担当。  【链接】  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生态地位十分重要。同时,地处青藏高原,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决定了青海保护生态环境任务重难度大。  2015年12月9日,在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上,《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审议通过。会议指出,在青海三江源地区选择典型和代表区域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现三江源地区重要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促进自然资源的持久保育和永续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云南洱海“立此存照”,到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再到国际会议上谈“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习近平多次指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  3.脱贫攻坚  【现场】  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娘毛先代表发言时,总书记提出一连串有关基层群众卫生健康的问题。  总书记问:“农牧民现在生孩子都到医院去吗?”  娘毛先答:“现在都到医院来,比较远的地方的产妇,提前来租个房子,分娩完再回去。”  “村里都有保健室吗?乡里都有医院吧?”  “现在都有。”  “青海有的地方面积很大,农牧民看病怎么解决?”  “基层都配医疗保健车,县乡都有巡诊车。”  接连回答总书记的问题,让娘毛先直呼“紧张得不得了”,引得会场一阵笑声。  来自贵德县河阴镇大史家村的毕生忠代表,畅谈了乡亲们眼中他们村子的巨大变化,高兴地对习近平说:“我们那里的老百姓把你喜欢得不得了!”  有代表谈到精准扶贫,介绍了青海扶贫攻坚举措,包括劳务输出过程中形成了像“拉面经济”这样的品牌。总书记询问青海拉面的由来、与兰州拉面的区别、经营拉面人员的情况等。听说现在青海有2.8万家拉面店,有18万人在全国各地从事拉面经营,不少人都由此成为了企业家,总书记对此表示肯定。代表们还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城乡教育公平等不同角度谈到脱贫攻坚。总书记详细询问了当地贫困户公示情况,强调“十三五”时期是脱贫攻坚啃硬骨头、攻城拔寨的时期,必须横下一条心,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加紧进度,齐心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牧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强调脱贫攻坚一定要扭住精准,更加注重教育脱贫,更加注重提高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  【链接】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的首次公开讲话,就鲜明宣示了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从在青海团参加审议时问及青海经营拉面人员的情况,到在湖南团关心贫困地区大龄男青年“脱单”问题,再到考察期间关心群众“吃得饱吗?”“有果树吗?”“养猪了吗?”……总书记深入基层,问计于民,并多次表示,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习近平曾多次强调,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十三五”期间的脱贫攻坚目标已明确——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同时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习近平今天参加青海团审议时,还说了两句分量很重的话。一句是:“更加注重教育脱贫”。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扶贫先扶智,不能让贫困人口的子女输在教育起跑线上,要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还有一句是,“更加注重提高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总书记强调这一点,就是要让大家把脱贫攻坚扎扎实实地做到位,不能这五年集中力量打扶贫歼灭战,而过了几年又返贫。对各级党委政府来说,横下一条心、打赢脱贫攻坚战,就必须把脱贫职责扛在肩上,把脱贫任务抓在手上,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兑现对人民的承诺。(新华视点微信)( 文字记者:霍小光、潘洁、杨依军摄影记者:李学仁、黄敬文、吴刚)责任编辑:

原标题:部署全面推开营改增,总理这么说!  即将于5月1日全面推开试点的营改增,被认为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最深刻的一次财税改革,迈出了税制进步的重大一步。此次改革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四大行业全部纳入营改增。这意味着营业税从此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其制度将更加完善规范。  4月1日下午,改革“倒计时”一个月之际,李克强总理就全面实施营改增到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主要负责人作了汇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会等部门负责人先后发言。  在随后的讲话中,李克强总理对各部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改革后“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并对全面推进营改增改革的意义、原因作出详实深入的阐释。以下是总理当天讲话实录摘要。    全面推进营改增试点是一项重大改革。这项改革最早于2012年在上海开始试点,取得一些经验后逐步推开,到现在全面推开试点,可以说迈出了重大一步。  从试点情况看,刚开始有一些行业出现了税负增加等情况,我们经过两年多的探索逐步完善解决。根据刚才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的汇报,截至2015年底,累计实现减税6412亿元。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营改增发挥了积极作用。  今年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还在增多,我们要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保持稳中向好势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今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经全国人大批准,我们把赤字率增加到3%。这一增加部分主要是用来减税,而减税的主要渠道就是营改增。  所以全面实施营改增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重头戏,是表现积极财政政策更加有效的关键性举措,也是结构性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举措。营改增不仅给企业减税、推动税制调整,也助力国家经济发展,将会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营改增的意义,首先是有利于拉动经济。本次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也是本届政府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减税,今年减税的金额将超过5000亿元。此次营改增全面实施,实行行业范围和抵扣范围“双扩”,涉及新增建筑、房地产、金融、生活服务4个行业约1000多万户纳税人。因为这两年新增注册企业的“井喷式”增长,这一数字超过我们事先测算,这也意味着将有更多企业会在改革中受惠。  营改增确实是“壮士断腕”的改革,会触动一些相关利益,但在当前许多行业、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全面推进这项改革,有利于给企业增加活力,给经济增加动力。我们就是要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  其次,营改增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过去几年的改革试点中,首当其冲税负减轻的就是服务业。我们这次全面推开营改增的政策取向,突出了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这可以有力促进产业分工优化,拉长产业链,带动制造业升级。可以说,营改增是创新驱动的“信号源”,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助推器”。  同时,营改增通过统一税制,贯通服务业内部和二三产业之间抵扣链条,从制度上消除重复征税,使税收的中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这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完善我国财税体制有长远意义。  营改增全面推开试点后,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所占税收比例将进一步提高到42%。上世纪中叶,很多国家引入增值税,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服务业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大量就业。我们要做好推进营改增的各项工作,从当前看,这会为更多企业减轻税负;从长远看,这项改革将利国利民。    我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向人民代表承诺,营改增后要“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这一承诺一定要切实兑现。  之前一些人有误解,觉得增值税税率是6%、11%,而营业税税率只有5%,好像改革后税率提高了。所以我们做了大量努力,下文件、搞培训班,在网上发布各种解读,就是要解释清楚,增值税是有抵扣的,按照我们测算,实际税负比营业税低2~3个百分点。  当然,改革有一个过程。一旦出现某些行业性税负增加问题,要立即采取过渡性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特别是几个重要的行业,建筑业是拉动经济的关键,金融业是稳定经济的支柱,一定要有“量体裁衣”的政策安排,让各行各业都收到减轻税负的“利好”,通过“放水养鱼”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  “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不是一句空话,不能“囫囵吞枣”,要精心操作。各部门都要加强监控、沟通,形成推进改革的合力。要精心组织实施,把结构性减税措施落到实处,把改革“红包”实实在在发到企业手中,让所有行业都享受到改革红利。    我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我们做好营改增的准备实施工作,也要有“工匠精神”。现在距全面实施营改增仅有一个月时间,改革到了关键时刻,要努力让“好钢”用在“刀刃”上,把工作做好做细。  刚才财政部介绍他们建了几个微信群联络各地方税务工作人员和媒体,及时回应舆论关切;税务总局也对民众疑惑的问题都及时予以解答。这就对了。营改增涉及千家万户,涉及众多企业和个人,一定要针对纳税人关心的问题,积极发声、及时回应。  同时,我们也要以“工匠精神”精心准备,打好改革的这一仗,让企业切切实实感受到税负“只减不增”。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做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财政税务和其他部门要加强沟通,发挥好国税和地税两个积极性,还需要做好培训,让工作人员也用“工匠精神”把工作做扎实、做精细,确保改革成效。  改革的过程需要不断探索,周密布局,防止出现中梗阻、出现断点。财政部、税务总局已经保证,把自己这里作为“最后一公里”,那你们就要更加主动发力,打通各种“中梗阻”,让这项改革举措真正落地。(付聪)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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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6-16 05:08:04